山西唐代木结构建筑梁架及斗拱特征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势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促进了土木营造技术发展到成熟阶段。
我国现存的三座唐代木结构建筑均在山西,分别是唐建中三年(782 )的五台南禅寺大佛殿、唐太和五年(831)的芮城县广仁王庙龙王殿,以及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 )的佛光寺东大殿。
通过三座遗构可知最晚至中唐时期,梁架结构和斗栱的运用已经非常成熟了。
三角形梁架结构和层叠的横梁结合起来,形成了复合的槫栿梁架。
这种梁架结构的特点是以立柱承托起几层横梁,在两端以短木或者斗拱支托,横梁逐层缩短。延续东汉到北魏末期所风行的大叉手结构,两根斜撑和一根平梁构成一个三角形屋架,被称之“叉手”的斜撑用材粗壮结实。槫则放置于每层横梁的两端和三角形屋架顶上,两端以倾斜的托脚进行支戗。既满足了日益繁荣的社会对大跨度建筑的需求,也由此确定了梁架结构的基本标准并沿袭后世,仅局限于小手法的改变而无大变化。
修复前的芮城广仁王庙龙王殿
修复后的广仁王庙龙王殿
梁架结构的形式决定了建筑的等级,唐时领有寺额的佛殿可以按接近宫殿建设,面阔不得超过七间;地方私设的佛堂则不需接近宫殿形式,开间一般不得超过五间。现存唐代遗构中佛光寺东大殿为等级最高的殿堂式,南禅寺大佛殿和广仁王庙龙王殿为厅堂式则次之。
殿堂式除了屋顶采用了皇家所专用的庑殿顶和地方官式建筑所采用的歇山顶外,殿堂式内部施天花,将梁架隔为草栿和明栿,比如佛光寺东大殿所见为平闇(小方格天花,一般不作华丽的彩画,大方格天花称平棊,格子内木雕花饰并绘彩画);而南禅寺和广仁王庙则彻上露明造。
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殿堂式多了一层铺作层,檐柱和内柱铺作层等高,而厅堂式则檐柱与内柱斗拱不同高,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铺作层。即是说,在唐代已经有了较为成熟和严格的建筑等级差。
佛光寺东大殿
南禅寺大佛殿
唐时期的梁架结构由于立柱的排列规整,梁架前后基本对称,属于唐建的一个重要特征。受到等级限制的地方官式建筑,多以三开间三进深形似正方形的厅堂式建筑为主。明次间比例约二比一,柱高小于明间宽度,山墙方向的比例则等宽。
开间与进深的大小,也影响着屋顶举折高度。举折作为衡定屋架高下的总体设计方法在唐代已娴熟并广为应用,屋顶坡度缓举折小且出檐大,举折多为五分举一。
翼角是最复杂同时也是最美观的部位,相较汉魏在唐代有了重要的发展。
最初的屋角并没有起翘,角梁与椽的尺寸相同。东汉时期才开始有了翼角的雏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起翘,但这种做法并不流行。到唐时起翘较小,平直无起翘的做法居多。其做法为老角梁首尾分别压在檐槫和平槫的交汇处,其上叠置子角梁,起翘的大小主要决定于角梁与下平榑、撩檐枋之间的关系,构件之间的空间位置的不同决定了翼角起翘的方式与角度。
广仁王庙龙王殿翼角
佛光寺东大殿翼角
南禅寺大佛殿翼角
唐时翼角椽的排布方式多为平行布椽法,逐步发展为平行辐射复合布椽法,即平行与扇形相结合。前几根椽为直屋椽,之后椽尾部向角梁方向靠拢,形成扇形辐射状。
唐时梁皆用方木而不用圆木,断面高宽比多为二比一。凡是梁都必须增加复梁一道,称之“缴背”。以缴背附大木上的梁,称之为“栿”。各种梁栿的形式,皆为“ 月梁造” 。月粱之制即梁曲如虹,梁首及肩均作卷杀,梁下?进,佛光寺东大殿为月梁之最古实例。
梁架的脊部关系到梁架与屋顶的连接以及受力的平衡性,梁栿之间施驼峰或方木及斗栱隔架,即梁栿驼峰式结构手法。平梁之上只设叉手与栌斗、令拱承托脊槫,平梁两端施托脚斜撑, 不用驼峰和侏儒柱,全靠叉手承托着脊槫上的负荷。
广仁王庙龙王殿梁架
厅堂式的梁架为四椽栿通檐用二柱, 四椽栿前伸部分即为柱头铺作的第二跳华栱,这种梁架与斗拱的组合关系使二者合为一体。丁栿的作用为支撑歇山顶的两山荷载,前伸部分亦与斗拱结合。檐柱中心线上一律不设槫,而以承椽枋托檐椽,撩檐槫其下必施替木与斗拱交接。
佛光寺东大殿外槽
南禅寺大佛殿梁架
唐时内外立柱一样高,直接支承最下面的一层横梁。檐柱在横向之间有阑额联系,进深方向却无专为加固用的联系构件。鉴于构架的刚性较差,以及对于斗拱结构性能的充分认知。斗拱成为了既承担屋面荷载之用又富装饰效果体现等级高低的一种独立构件,在挑托屋檐、缩短横梁跨度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
柱头上硕大的斗拱不仅可以将屋檐向外支出使其深远,防止雨水侵蚀版筑土墙,还用于梁枋两端以减少跨度增加承受,起到抬高梁架,减少梁跨和前后拉接的作用,且在两柱之间增加人字栱或者短柱做补间铺作。特别是下层梁栿与斗拱纵向上几乎浑然一体,加之斗拱间横向串联,相邻粱架施攀间进行横向穿插,形成了纵横双向的结构网。
佛光寺外檐柱头铺作
作为我国古代建筑的标志性符号,斗拱的施用与形制都体现出等级制度,出跳越多建筑等级越高。在厅堂和殿堂架构划分前提下,柱头铺作、转角铺作以及补间铺作三种形式均有出跳之制,并有计心和偷心两种做法。在昂的使用上,双下昂皆为居于中心位置的主要殿堂,厅堂式则无昂。
除此外,斗拱里跳皆延伸成为梁或缴背,或做成半驼峰通过斗拱支撑平棊枋。下昂的昂尾压在平槫下粱栿底。与梁架结构紧密关联,具有强烈的结构意义。
补间铺作每间只做一朵或者不做,与结构性斗拱用材硕大关系密切。式样与柱头铺作不同,自盛唐后期起补间铺作方有了出跳做法,具有断代意义。
其一、出跳数目、开始跳位置以及出跳所用构件组合情况均与柱头斗拱不一致,可以断定为盛唐后期迄晚唐,最晚五代时期的木结构建筑。
其二、如与柱头斗拱只在某些方面一致,如跳数、位置一致但组合有异,基本可以排除为唐代木结构建筑。
转角铺作在盛唐以后已逐渐完整,三向出跳且彼此通过横栱关联成一体。
云冈景区门口仿北魏建筑檐角
汉代多是以正、侧二向出跳来承托檐角,也有45度角施抹角栱结构;南北朝时期淘汰了抹角栱,开始出现单纯的角华栱结构;至初唐,既有正、侧二向垂直出跳的结构,也有45度角华栱之制,也出现了正、侧、45度三向出跳的例子(敦煌321窟初唐壁画),不过当时偷心造盛行,三个方向出跳的栱之间并无结构串束。中唐时随着计心手法的逐渐使用,跳头上瓜子栱、慢栱皆已延伸至角做出跳相列;到晚唐时期在角昂上加由昂,上坐宝瓶以托角梁,转角铺作才走向成熟。
南禅寺大佛殿柱头铺作
唐时斗拱用材硕大,斗拱高与檐柱高之比约为一比二。在局部构件上,令栱的长度均不超过瓜子栱和泥道拱,栱端在中唐时期已经开始流行卷杀分瓣,比如南禅寺各栱头卷杀都是五瓣,这种做法在现存木结构建筑中仅此一例。
唐代斗拱跳头上不置横栱的偷心造盛行,华拱上有横拱的计心造亦已出现,此时已经开始考虑斗拱间跳头处做横向串联的结构处理。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出挑虽有二至三跳,但全部偷心,即便是建于晚唐时期的佛光寺东大殿,外檐一、三跳皆做偷心,殿内槽则出现了连续偷心。即是说计心造虽已出现,偷心造仍属于主流趋势为唐建的典型特征之一。
佛光寺东大殿柱头铺作
昂的出现最早实例是佛光寺东大殿,为批竹式下昂。不过并没有大量出现,比如南禅和广仁王庙。由于斗拱用材硕大,层层出跳且偷心增加了倾斜的风险,昂的运用在增加出跳的效果下降低了斗拱的高度,同时也防止出挑过多而倾斜。以佛光寺东大殿为例,斗拱里跳皆为梁或缴背,或做成半驼峰通过斗栱支托平棊枋。昂尾压在平槫下粱栿底部,与粱架结构紧密关联,其结构意义强烈,故断代上假昂的出现则唐之后。
佛光寺东大殿补间铺作翼形栱
耍头作为出跳必不可少的构件,形象最早出自中唐时期敦煌石窟壁画中,其端头指向地面与昂并无区别。现存唐代实物中,耍头形多为短促的批竹形,尖身向前并平行于地面。后世的耍头样式才呈现多样化,且以蚂蚱头形式居多。
衬枋头在晚唐已有与令拱或压槽枋相交出头的做法,出头部分或翼形头或垂直截断式,佛光寺东大殿后檐则为现存最早实例。
皿板之制曾见于汉代石室、北魏石窟雕刻和日本奈良法隆寺建筑之上,在我国现存的木构实物中南禅寺为孤例,出现在大殿外檐影栱中散斗的下部。
从现存三座唐代遗构来看,唐代单体木结构建筑屋顶平缓、出檐深远、用材硕大,整体风格雄浑大气、庄重朴实。至晚唐时期,粱架结构及斗拱的运用规整明快已臻娴熟,斗拱标准化己经形成,以拱的断面作为权衡梁枋比例的基本尺度,尤其转角铺作及翼角部分逐渐完善并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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