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宝良：中国经济小幅回调 不会“二次”触底

祝宝良：中国经济小幅回调 不会“二次”触底 更新时间：2010-6-9 23:53:57 　　过热？还是二次触底？这原本应是泾渭分明的两极状态，若表现为复杂的经济现象的话，反而让人迷惑起来。

一季度数据向好，增长无虞，但局部现偏热嫌疑，通胀预期增加；随后的地产调控和政府投资减速又使局势彷徨；加之欧元危机，外部并不乐观，二次探底隐忧渐起，刺激政策不敢轻易言退。国家高层对宏观经济的复杂表态及多重目标，更使宏调方向雾里看花。中国经济究竟是偏热还是虚火？投资拉动增长是否可持续？通胀容忍度又是多高？调控工具如何选择？这需要廓清。

比短期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怎样借此时机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结构的调整，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为此，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的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正；高能耗粗放增长的方式，以及完善社会保障、改善民生、优化财政税收体制等等配套的制度改革是更应该成为中国政府调控的着力点。

为此，本版特推出“宏调方向”系列，是为开篇。

一方面要防通胀，一方面又要防经济下滑，“两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表现。

动荡的欧元区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风险，很可能使世界经济进入二次探底，中国无法独善其身。

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政策的退出需谨慎。

6月8日，本报记者专访国家信息中心首席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在他看来，今年要观察经济三大问题，一个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第二个就是房地产投资，第三个就是地方融资平台。

中国经济处于小幅回调阶段

《21世纪》：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可谓复杂，局部过热与风险并存，这在宏观调控手段上也显示出摇摆。前一段时间温总理在天津也说防止政策的叠加，应该如何理解当前的宏观局势？

祝宝良：今年的宏观调控目标是很清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今年所有的任务都是围绕这三件事。

政策叠加的意思就是影响这三个方面的政策统统出来，相互之间就有竞争或者叠加。国际经济形势不稳定，要保持增长，还要连续性稳定性。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要有针对性、灵活性，可能货币信贷紧缩过度，对经济造成影响。

比如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政策，不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管其他目标，也就是抑制通胀而不管经济增长。

《21世纪》：为了防止这几大目标之间出现碰撞，在调控方向上，应该有怎样的取舍和优先次序？如何协调宏观调控方向和微观政策间的矛盾？

祝宝良：三个目标肯定是相互矛盾的，这个毫无疑问。为了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可能就要容忍一下通货膨胀，容忍一下结构性问题。

从大的政策上来说，政府的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针对性、灵活性。一季度的GDP增长接近12%，有人认为热了，我个人觉得是偏快，还没有热，因为这12%的增长主要是库存拉上来的，这些库存的影响不会低于2.5%个百分点，如果去掉这2.5个百分点，真正的经济增长在9.5%左右。

还有人说局部过热，但没有看到哪些产业说过热，突然价格大幅度上升或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判断，中国经济还没有热起来，但是为什么有通胀预期呢？因为钱多了，只要有钱多，大家就有通胀预期。

《21世纪》：今年的调控目标是把CPI控制在3%以内，前段时间农产品价格上涨，加之资源价格上涨，很多机构纷纷调高通胀预测，你怎么看？

祝宝良：年初自然灾害频发，大家都觉得通胀会高一点，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人民币相对欧元升值，通胀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我觉得CPI在5%以内是可以容忍的，实际上今年的CPI也不可能到那么高。

《21世纪》：您的意思是输入性通胀压力减小了？

祝宝良：我年初就不赞成输入性通胀这个说法，全球经济没那么好，因为全球的初级产品价格一直在下跌，全球的需求也在下跌。

首要的还是警惕全球的二次探底，历来经济周期都是这样，刺激政策大幅度拉动时，经济会马上回升，但刺激政策稍微一撤就有回落，回落以后需要私营经济活跃起来，整个经济周期才进入上升周期，小波动不叫探底，只是一个回调的过程。

《21世纪》：目前中国处于周期的什么部位？

祝宝良：现在处于回调阶段。金融危机影响深远，这个回调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因为前期各个国家政府刺激经济力度非常大，经济虽然显著回升，但私营经济没有跟上，实体经济依然脆弱，新的增长点也未形成，经济又慢慢回落了。第二个底可能还比较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就出来了么，财政没钱救市，只能靠货币了。

《21世纪》：中国这个小周期的底部大概什么时候能出现？

祝宝良：从统计数据上来看肯定是年底了，中国在一季度、二季度经济回升起来，但会有回调，年底就会慢下来。但下滑百分之五六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不太承认有二次探底的说法。

退出刺激政策的压力变小

《21世纪》：年初的时候有流动性过剩压力，加息的预期也很大，但现在这种判断已经弱化，为什么？

祝宝良：从抑制通胀预期的角度上说，真正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调控力度比较大。现在实际上是结构性加息，比如二套房贷利率上浮。房地产的价格开始往下落了，更多反映在交易量的下降，交易量如果继续萎缩的话，投资肯定相应下降。

今年要观察经济三大问题，一个主权债务危机，第二个就是房地产投资，第三个就是融资平台到底怎么办，这三个问题就决定今年的中国经济问题的走势。

《21世纪》：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是否到了？

祝宝良：决定刺激政策退还是不退，这是最难的事。两会刚开完的时候讲“两难”，一是对世界经济比较乐观，同时通胀的压力比较高。现在的问题是全球经济不像原来那么乐观，而且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没了，整个的人民币一揽子货币在升值。欧元加息已经不可能了，美国也不会加息，中国在宏观调控政策上没有压力了。

《21世纪》：调控工具和手段上应如何选择？

祝宝良：现在宏观调控压力基本没了，讨论空间非常大，不一定非要采取加息、升值的办法来调控宏观经济，量化的政策工具逐步可以用了，从这个角度上，宏观调控的难度是在下降的。

货币政策方面，我估计今年之内发达国家都不会退出了，这就给中国宏观调控留下很大空间。当然，也跟中国在4月份以后，对房地产政策采取很多紧缩措施有关系。

《21世纪》：您如何看目前房地产调控的效果？

祝宝良：这一次调整房地产政策，主要是调需求政策，当然也有供给政策，比如增加廉租房建设。从需求调控的政策来说，它就是短期政策，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政策更多的是在抑制通胀预期，目前从调控效果来看，现在房地产交易量在下降，价格没有下降。

现在大家都说加息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就是说宏观调控的政策基本稳住了，开发商或者市场参与者就会想到，货币供给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局面，不会采取进一步的加息或者说抑制经济需求。那么这个可能就会造成开发商扛一扛。

交易量下降，价格没有下降，原因就在于，目前的宏观调控没有税制配合。只靠现在的货币政策解决不了投机性需求的问题。赶紧推物业税，把物业税跟货币政策结合，买了房子以后要承担其他额外的成本，不是价格会下降的成本，而是持有它的成本，那就把投机性的需求就抑制住了。

转变增长方式是关键

《21世纪》：目前经济刺激政策差不多出尽，投资也没有那么大的力度了，那么经济再向上拉升的动力何在？

祝宝良：就是这个问题，各国都找经济增长新的动力点在哪。对大多国家而言，财政刺激不能持续，而货币政策又有很大风险，不敢太过放松，很多国家也在逐渐退出刺激政策。

中国的问题不大，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继续投，地方融资平台还要发挥作用。我们推出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生物、医疗、3G等都将有所带动，当然这些产业带动力并没有传统产业那么大，加之财政上没有太多力度支持，发展会慢一些。

预计今年将在10%左右，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了当时“十一五”定的8%的目标。只要GDP超过了8%，肯定是重工业快于轻工业，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才有能耗问题。

《21世纪》：十二五调低增长速度，是不是会把重工业的重要性降低一些？

祝宝良：把重工业这块降下来，单位GDP能耗马上就下来。在是因为要面对金融危机，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超出当时的目标，而且中国正好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当前有色、钢铁这些高耗能行业基本上都挺快。产业结构更加重化了。

为什么“十一五”节能减排的任务完成很困难，主要是产品结构变化了。这跟“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消费结构升级是有密切关系的。制定“十一五”规划时考虑的不充分，现在调过头来逼着关掉高耗能企业。

有一些高耗能的行业，每年都在限产，也在关停并转一些高耗能企业。地方有高耗能的、高污染的行业，淘汰是要做的。

《21世纪》：比如最近要出“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的调整。

祝宝良：对，比如说像钢铁这些行业，大量出口就有问题了。那么高的价买来铁矿石，简单加工一下卖出去，对这些，政策是要调的。

《21世纪》：关于现在适度通胀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提高出口退税对企业调结构没有任何意义，企业还是会压低成本，而通过适当的通胀反而逼着企业提高出口价格。

祝宝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肯定还是存在一定时间，毕竟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这。现在担心的是贸易顺差太大的问题，而贸易顺差太大的主要问题还是储蓄率太高。

解决储蓄率过高的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增加消费，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限制出口。现在看起来，绝大部分认为好象通过提高价格限制出口，或者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这种办法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降低竞争力的结果也是因为出口不行了，所以把一部分资源配置到国内，国内消费多了，才能把储蓄率降下来。这里面就涉及到国内要放开第三产业，否则中国经济还得依赖出口。

《21世纪》：放开第三产业提及多年，但效果并不理想。

祝宝良：这几年，文化产业，电影、旅游都起来了，但医疗、卫生、教育等服务业还需赶紧放开。

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在走，社保体系越来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在加紧研究，收入分配背后是财税制度问题，物业税就是收入分配政策的一种表现，把富人的钱拿过来给穷人。

不要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提高工资，这个靠政策解决不了，还要更多的考虑二次分配。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是说工资是倍增，工资是初次分配给你的，国民收入倍增，更多的增加通过税制改革的办法转给国民。

《21世纪》：如果收入倍增计划把这个收入提起来，最后对通胀也会有一个影响？

祝宝良：那不一定，过去我们强调GDP倍增，每年7.3%的GDP，五年、十年后，结果就是GDP倍增了，钱被政府拿走一部分，企业拿走一部分，老百姓没拿到，国民收入没增加。

过去是GDP倍增计划，现在不提了。过去强调增长，现在强调分配。

国民收入是什么概念，是GDP减掉已消耗生产资料价值，剩下的叫国民收入，是说收入角度上，不是从生产的角度上倍增了。最主要的做法就是二次分配往收入这块倾斜。并不是说初次分配里面就把工资都涨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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