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外脑”一变三

货币政策“外脑”一变三 更新时间：2010-4-6 16:43:19 　　货币当局的独立性一时难以实现，优化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成，成为有限的改进

□ 本刊记者 霍侃 | 文

3月30日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季度例会，三位新晋金融专家委员――周其仁、夏斌和李稻葵悉数出席。自此，专家委员由1人增至3人，货币政策委员会总人数由13人扩至15人。

这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自1997年7月设立以来的一次重大调整。近13年来，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几经变更，但来自央行和其他政府部门之外的专家委员始终只有1人。

应对金融危机的超常规刺激政策实施一年有余，在中国的货币政策和人民币汇率走向面临抉择的关键节点，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调整颇具深意。结合三位新任专家委员的主要观点，市场上政策收紧的预期渐强。

更长远地看，这次调整也可视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多元化的一次有限变革。

“外脑”增加

央行3月29日宣布，经国务院批准，任命周其仁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同时增补夏斌、李稻葵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根据1997年4月1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

设立以来，一直有一位从事多年金融研究的非国家公务员担任该委员会的专家委员。先后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时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时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其中一位曾任专家委员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央行早就计划增加专家委员。

“这毫无疑问是个进步，专家委员这样的外部人士保持合理的数量，是应该的。”美银美林证券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认为。

虽然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是没有决策权的政策咨询建议机构，但陆挺认为，包括新任专家委员在内的一些学者，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等棘手话题上很有影响力，国务院领导最需要的就是来自专家的观点和建议。

事实上，新进的三位专家委员中，夏斌和李稻葵都曾在国务院有关宏观经济形势的专家座谈会上向总理建言。

来自外部的专家委员“一变三”的新变化，特别是一些有海外背景的专家的加入，会带来不同的思维方式。

今年60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有着从黑龙江完达山狩猎者到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的独特经历。其经济学研究方法深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影响，强调对“真实世界”的调查，并对经济现象进行制度层面的分析。

陆挺认为，中国的很多宏观经济问题就是微观问题，需要更多考虑微观层面，例如宏观政策中最重要的信贷政策，涉及很微观的行业政策，需要经济学家的背景不局限于宏观经济学领域。

周其仁的宏观经济学观点则受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是典型的货币主义者。2009年6月，货币信贷超常规扩张之际，周其仁发出“货币似蜜，最后还是带黏性之水”的警示，认为货币进入市场，受黏性支配改变相对价格，然后推高物价总水平。

对于当下的宏观政策取向，周其仁年初提出，中国应该非常主动地实行有步骤的、坚定的退出政策，让经济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上，同时应采取退出和进入政策的组合，最重要的是在供给一方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汇率政策方面，周其仁一直认为汇率应该由市场机制决定。早在2008年12月，他在中国社科院的一次研讨会上说，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基础架构还是固定汇率的架构，央行用基础货币购买外汇，相当于“人民币以美元为锚”了。他认为，“人民币以任何东西为锚都可以，就是不能以美元为锚”，因为这样会导致过多流动性，形成通胀的环境。

现年59岁的夏斌，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此前有多年的央行工作经历，曾任央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等职，对金融监管和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较为熟悉。

夏斌认为，2009年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现在中国经济复苏已经领先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应该回归到正常的适度宽松状态，并加快经济结构性改革，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对于通胀，夏斌比周其仁显得乐观，认为3月之后通胀预期会下降，真实利率不会降为负值。不过，他特别关注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认为货币政策调整要结合资产价格。至于当前的人民币汇率选择，夏斌认为，中国不应该被逼升值，人民币汇率应该尽快回到危机之前有管理的浮动制度。

三位新任专家委员中，最年轻的李稻葵47岁，有13年的美国学习及工作经历，在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

受过西方严格的系统经济学训练，会增加外部专家委员在西方高层的学术场合辩论中的影响。在比较严谨的学术圈子中，对方会认为他可以用相似逻辑方法、甚至同样的模型讨论问题。

近期，李稻葵激烈地反驳了克鲁格曼和其他一些美国议员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观点。他强调，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应该控制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和节奏。他建议人民币汇率可以在9月之前主动调整，否则美国中期选举时人民币汇率又可能会成为问题。

有限进步

金融专家委员扩容，是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迈向独立性的重要一步。

设立之初，《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由11人组成，除1位金融专家、2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外，其余9人来自央行、财政部等政府部门。

2000年3月，货币政策委员会吸收了1998年11月成立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作为委员，货币政策委员会增至12人。

2003年6月产生的新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构成再次调整：增加国务院分管金融业务工作的副秘书长为委员，并将2003年4月成立的中国银监会加入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同时，为充分反映银行业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意见，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代替原来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这次调整后，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增至13人。

虽多次调整，但金融专家委员始终仅为一人。《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金融专家任期两年。但从实际情况看，上述几位专家委员的任期不等，吴敬琏从2000年3月至2003年3月，李扬从2003年3月至2004年9月，余永定从2004年9月至2006年8月，樊纲任期最长，从2006年8月至今年3月。

这些年，关于完善货币政策委员会机制的讨论一直存在。

专家认为，加强货币当局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货币政策委员会由目前的咨询议事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并通过规范的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决策，使之独立于政府、独立于企业、独立于市场，进而形成使得货币当局能真正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来决定并实施货币政策的机制。

不过，这种根本性的改革难度较大，一时未必能实现。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周茂清建议，在此之前，可以先优化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增加央行大区行、企业界和中小银行的代表。

目前，每季度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上，都会有大区行负责人列席，但没有表决权。

扩容后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除国务院副秘书长、央行人士和金融专家，来自其他政府部门、监管机构的官员仍有八位，超过50%。

有学者担心，其他政府部门代表较多可能影响到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为政府部门更多考虑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与央行币值稳定等目标可能冲突。多重目标掣肘，货币政策调控难免迟滞。

此外，中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及其透明度也备受关注。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会在一段时间后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的会议纪要，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仅在季度例会后公布简短的会议公告。

人民币离岸市场：良药抑或鸡肋？

□ 黄益平 | 文

在最近举行的长三角金融论坛上，央行一位负责人表示央行支持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但同时也在研究能不能在上海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这一政策表述在香港引起了一些反响，因为香港正在全力以赴地筹建人民币离岸市场，如果真的准备再在上海建一个，势必再次挑起两个金融中心竞争的话题。决策者需要慎重考虑。

好处与挑战

专业人士大多质疑在国内市场中建立离岸市场的可行性。这是否意味着从事国际业务的金融机构需要建立两套完全隔离的资金流通渠道？一旦两个渠道之间出现明显的渗漏，就会直接影响到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更加棘手的技术性问题是，央行和银监会将如何对两类资金实行分隔监管？即使对有经验的市场监管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暂且抛开上海人民币离岸市场可行性问题，央行热切希望促成离岸市场发展的动机十分清楚。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其中一条重要的措施便是推动以人民币结算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同时还首次在香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建立离岸市场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给流出境外的人民币提供一个交易的场所。

离岸市场的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过程。根据香港金管局何东和国际清算银行麦考利的观察，几乎所有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都有庞大的离岸市场。以美元为例，在海外流转的货币的数量远远超过境内市场的规模。人民币要国际化，首先必须得到海外出口商、进口商和投资者的认识和接受。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又紧挨中国内地，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条件可谓是得天独厚。

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可以让海外的人民币参与交易，这一点对于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非常重要。事实上，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在中国的许多边境贸易中已经颇为普遍。但是政策层面推进成效似乎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在于我们许多周边国家对我们的贸易顺差和我们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这些国家大多对人民币的未来有信心，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投资人民币资产，一大笔现钱捏在手里，毕竟是资源浪费。

离岸市场的好处是让投资者将货币的风险与国家的风险分隔开来，既让人民币在海外市场尽快地流转起来，又为中国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留下时间。但离岸市场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可能给在岸市场的汇率、利率和流动性造成一定的冲击。当然，海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市场已经存在多年，但这一市场毕竟是与国内市场完全隔离的，而且不涉及到人民币流转，因此其主要功能就是为海外经济体提供一个对冲避险的工具，对中国国内经济与市场没有什么直接影响。

离岸市场一旦建立，其功能和影响就大不一样。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资本项目管制和人民币汇率干预，离岸、在岸市场的隔绝意味着最终很可能导致出现两个不同的汇率和两套不同的利率体系。而汇率、利率的差别就表明存在套利机会，投资者很可能在两个市场之间出入，获取套利。当然，中国人民银行也可以通过在香港的中资机构在离岸市场实施买卖干预，但成本会非常高。两个市场之间的套利机会将给央行的货币政策决策带来新的困难。两个市场、两套价格能否并行共存、互不干涉，主要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

资本管制日渐失效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资本管制非常严格，但在随后的30年里，资本项目管制已经明显放松。1996年12月，中国正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本来央行承诺于2000年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但那一计划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被无限期的推迟，至今政府还没有提出新的明确的时间表。

即便如此，资本项目管制不断放松的趋势还是十分清晰的，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了一些小的反复。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荦曾尝试量化11类资本流动管制的程度，并综合计算出中国资本管制的强度。如果将1978年的管制强度设定为1，那么，到2004年这一强度就已经减弱到0.6。我和王勋把金荦的这一测算结果更新到2009年，发现资本管制强度在2005年和2006年继续降低，因为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7年和2008年有所回升，不过到2009年大概回落到0.56。

如果看具体管制类别，改革期间基本没有任何松动的主要包括三项：共同证券投资、衍生工具产品和个人资本交易。简单说来，政策主要限制了非居民在境内自由发行或买卖金融工具。而直接投资清盘、境内投资机构向国外发放贷款等，经主管部门审核后可以直接办理，基本实现可兑换。

过去十年来，跨境资本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比如，如果将每月外汇储备累积的数量扣除贸易顺差与实际利用的外国之际投资之和作为衡量“热钱”规模的指标，我们会发现在2007年前，热钱基本是流入，而且大致保持在每月50亿-100亿美元。2007年之后稳步上升，每月达到200亿美元。2008年底、2009年初，资本外逃，多的时候单月外逃可能达到800亿美元。不过到2009年下半年，这一现象得到了逆转，热钱流入带该保持在每月200亿-300亿美元。

在经济学研究中，评价资本项目管制有效性的最常见的方法是利率平价。它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假定资本项目管制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存在资本自由流动，那么套利行为会使离岸和在岸市场相同的两个产品的收益率或者利率应该是完全相等的。

我和王勋也应用这个方法对中国资本管制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从长期看是无效的，但短期的因果关系不明显。这意味着在短期内资本管制措施还是有效的。不过，当我们把整个样本分成不同的阶段，就会发现自2008年以来，在短期内资本管制也是无效的。无论是用债券利率还是拆借利率，结果都一样。

主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既然资本管制正在逐渐失效，那么，建立离岸市场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离岸市场与国内市场之间的相互渗透。即使在十多年前的东亚危机期间，政府也没有能够完全有效地管制住广东与香港之间的资本流动。今天要想再将香港离岸市场与国内市场完全隔绝，难度就更大了。因此，关于在资本管制放开前在上海建立离岸市场的设想，实在是需要经过反复的推敲。当然资本管制完全放开以后，上海也就不需要建立离岸市场了。

存在资本管制并不一定妨碍离岸市场的建立，但资本管制开放一定会有利于离岸市场的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资本管制的效率正在明显下降，再想试图建立人民币离岸、国内两个相互并行并互为隔绝的市场，可能性已经非常小。既然如此，还不如主动放开资本项目管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样才能放手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尽管现在资本管制逐步失效，放松资本管制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管制下的资本流动伴随着严重扭曲与效率损失。

谈到加快资本项目开放，很多人担心国内机构或者市场承受不了资本流动的冲击。不过，如我们所发现的，资本流动其实已经相当自由了，也就是说放弃资本管制的冲击不一定像我们担心的那么大，况且对于国内的企业与金融机构来说，最好的学习方法还是让真正面对逐步增强的资本流动，站在游泳池边上是永远学不会游泳的。当然，在资本流动的同时，汇率也应该开始浮动起来。这些变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是一致的。

值得说明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包括实现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资本管制都必须全部放弃。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保留个别资本项目保留管制措施也是常见的现象，比如说如果我们担心股市投资的投机性太大，完全可以保留现行的境内、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制度，但规模需要大幅度扩大。这样既实现资本有条件的流动，又避免股市大进大出造成冲击。

当然，资本管制开放毕竟不是可以一夜之间完成的。既然我们现在推动人民币走出去，还是需要创造一些人民币内外流通的渠道，比如说，允许海外机构到国内来发行“熊猫”债券和允许海外机构包括央行持有人民币国债等等。

说到底，人民币离岸市场替代不了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国际化却可以大大促进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

研究院教授、财新传媒

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医改倒退

□ 加里•贝克尔 | 文

人们收入普遍提高、药品日新月异，医学不断进步，无论医保体系有何不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的医保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都在激增。

美国医保支出现已增至GDP的17%，这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现行医保体系的内在缺陷直接相关。不过，比起当前热议的新医保法案，我宁愿美国医保体系在未来十年内维持现状。

这是因为，此次参众两院通过的新医保法案，不过是为了拉拢部分保守派民主党人而草率妥协的产物，对亟待改革的项目并无涉及。实际上，该法案涉及更复杂―通常也就意味着更糟糕―的监管手段，需要更多的补贴和更高的税赋。

医改的当务之急是提高自付支出占总医保费用的比重。这主要分为自付扣除金和共同保险金两种。在美国当前，自付医保支出仅占医保总成本的12%；而在医疗服务体系较发达的瑞士，这一比重超过了30%。瑞士投入医保的费用仅占GDP的11%，远少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此。

但是，新医保法案不仅没能提高自付的比例，而且政策调整的结果还可能适得其反。比如，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400%的个人或家庭，通过新设的医保交易所购买保险，可以获得退税补贴。

还有，对未给员工提供足额医疗保险的企业，新法案将采取巨额罚款措施。小型企业在提供就业岗位上居功甚伟。而新法案会降低小型企业的用工需求，缩减企业员工的薪水。

我认为，美国医保市场的行业监管并非“不力”，而是“过度”。新法案极力加大医保行业监管力度。比如，限定医保公司行政开销的比例、审查医保公司收取的保险费；不允许某一个州的家庭跨州购买医疗保险；有的州要求保险公司把女性正常生育纳入医保，可是这并不属于应急性医疗保险。

健康储蓄账户是过去十年间医疗服务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之一。该账户要求个人或家庭承担较高的自付扣除金，并鼓励公民节约医保的常规消费，余额可在将来继续使用，并享受免税福利，最终资金将进入养老金账户。但是，新法案却鲜有提及健康储蓄账户，更不用说推广拓展了。

美国医保体系的透明度有待提升，消费者需要更便捷的医疗信息渠道。在这一点，新法案迈出了宝贵的一步，它鼓励发展在线医疗记录和全民个人病历。但总体而言，该法案对增进消费者对医保的认知并无益处。

政府往往采取先征税后增支的做法，新医保体系最终能否减少医疗开支，还有待观察。消费者可能误以为会享有更高效的医保体系，而实际上新体系代价更昂贵、对个人选择的干扰更大。

新医保法案的支持者称，借由削减社会医疗救助和社会医疗保险经费，新法案将在未来十年为美国节省数千亿美元；但对于如何实现经费削减，法案并未给出明确解释。

此外，法案的一些调整将大幅增加项目成本。如扩大后的社会医疗救助计划将覆盖收入远高于贫困线的人群，甚至重复覆盖已享受社会医疗保险的老年人。我认为，这并不会增加社会医疗保险储蓄，因为医疗保险的参保人自付款并未增加，同时国会也可能继续反对削减社会医疗保险计划的医务人员和其他开支。

其实，削减社会医疗保险经费最可行的方式，是在医保大盘子中减少上述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开支的比例，但这一做法可能遭到强烈反对。现在美国仍有4000万未被医保体系覆盖的纳税人。

此种医保的覆盖范围仅限于健康问题，这对未参保人来说更为划算。因为他们大多年轻健康，而且并不介意自己埋单。新法案的确让医疗保健服务强制化了，但由于追求更大范围的影响，其补贴范围覆盖了收入远高于贫困线的个人和家庭，这种强制化并不令人愉快。

总之，即使美国医保体系维持原状，也会优于新医改法案的结果。总体来看，当前体系利大于弊，而新法案则是扬短避长。

作者加里•贝克尔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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