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新浪专栏:我们能监管系统风险吗?

诺奖得主新浪专栏:我们能监管系统风险吗? 更新时间：2010-8-19 0:02:41 在过去两年中，世界经济经受了两次金融动荡和市场动态的突然改变。很有可能还会来第三次，因为危机已经造成了全球经济多方面的不平衡，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主权债务和全球需求结构问题。

系统风险引发了绝大多数的危机，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首先，系统风险很难被察觉，更难以被证明。其次，预测危机的精确爆发点在现在和将来都还在我们的能力之外。最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非线性事件，这意味着它们会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发生。

金融不稳定性的周期性爆发把高额的社会成本强加给那些最无辜的群体。反复发生的金融动荡就会侵蚀金融市场和监管者的信心，从而导致严厉的监管、国家的扩张，和全球化进程的倒退。

但问题并不仅仅如此。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发达国家正演变成主权债务危机。金融和经济失衡可能导致危险的财政失衡，因为税收收入大减，而社会保障及救助支出会大增。国际货币组织认为，发达国家75%的“财政刺激”属于迫不得已的反经济周期措施。

未被察觉的失衡和系统风险会使危险的财政政策看起来更加审慎。例如，当危机爆发时，西班牙并未出现财政赤字。但其收入和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高杠杆的地产泡沫决定的。

极端财政失衡可能导致增长的陷阱，因为财政整合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大幅度的、自我挫败的负面影响，希腊就是这样的明证。最终，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重组或通胀对债务进行价值重置。

如果系统风险造成了一系列的连续性失衡，那么“主权”就需要有所警觉，有能力识别日渐增长的系统风险，并能够及早地采取正确行动。

目前，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复杂的再监管措施，致力的的重点是资本需求、杠杆作用、透明度要求、评级以及其它的信息来源、激励措施、利益冲突问题、金融机构的规模限制、消费者保护措施以及决议机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改革，可以降低系统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但这对于消除全球性失衡以及造成金融危机的其他原因和不稳定信号于事无补。作为对再监管的补充，我们需要一个完善的系统风险监测机制。

不过，一些杰出的决策者和分析师指出，监管的目的是确定和遏制系统风险的做法是徒劳的。他们认为，由于我们缺乏完善的风险动态模型，并处于一个复杂的、时常变化的全球金融体系之中，因此，察觉风险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就将错误百出，这样的结果将产生反作用。资产泡沫很难被确定地识别出来。

如果这些质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会定期地脱离金融和财政平衡，因此，我们应该接受更为保守的财政政策，甚至是比3年前认为合适的水平更为保守的措施。

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从统计学和决策理论的角度来看，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错误有两种。一种是拒绝真实的主张，另外一种是接受错误的主张。让我们把第一种称为弃真错误，一种是取伪错误。

于是，问题就变成：在察觉系统风险并做出反应的过程中，这两种错误中哪种导致的预期成本更高？

对系统风险进行审慎监管的反对者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两个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取伪错误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不存在加剧潜在动荡的可靠的先行信号。寻找这些信号毫无意义。金融动荡的袭击就像闪电。这一观点显然不正确。比如，在2008年的危机中，不少分析师就事先给出了预警信号，一些投资者据此采取了行动。诚然，这些预警信号并不那么完善，而且也确实没有预测出危机爆发的时间。但是信号是有的。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预警信号确实存在，但难以令人信服，据此行动弊大于利。这意味着取伪错误的期望成本要高于弃真错误，因为误诊情形太多，且治疗结果比疾病本身造成更大的伤害。取伪错误存在成本，这很好理解。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弃真错误的代价也是很昂贵的，因此，对取伪错误做出反应所产生的总体负面效应必须足够大，这一观点才能令人信服。我对此不信服。

或许还存在着更大的偏差。在商业和投资中，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无时不有，错误乃是平常之事。相反的，发达国家的决策者默认为积极的先发制人的措施必须要在高度确定的条件下才能实施，原因大概是他们对金融市场稳定性和自我监管能力深信不疑。

如果相信市场动荡是罕见之事，那么不到迫不得已就不采取行动就是无可厚非的。从历史经验看，认为金融体系只在个别的情况下是不稳定的或者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的观点是值得质疑的。

在新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系统风险的政策反应不可能预先设定，而且取伪错误的代价比弃真错误更为高昂。但我们至少应该做个实验，指定一家新的或原有机构来承担责任。该机构必须能够获取足够的信息，有足够的能力进行金融和宏观经济分析，而且不属于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它所做出的分析将公之于众，能够影响对系统风险和市场行为的察觉能力，从而增强系统的自我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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