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峰会黄有光: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福祉

诺奖峰会黄有光: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福祉 MBAChina 　　2013年最具开创性的学术巅峰对话在各方热切关注中开启大幕。3月18日，由来自中美两国的新华都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三大学术机构联手主办，《北大商业评论》杂志社承办的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峰会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Winsemius教授黄有光做了主题演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个重要的会议上谈一些问题。我今天要讲的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福祉。不止展望十年了，十到三十年。很多人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是中国奇迹，谁能够解释中国奇迹就可以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对这个中国奇迹有个简单的解释，不过我不认为我应该因此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认为中国本来就是能够高速发展的，以前没有高速发展是受到僵硬制度和错误政策的桎梏，还有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它没有高速发展。最重要的是这几十年高速发展，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逐步解除这些桎梏，用市场条件，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比较优势的利益，因此提高几乎全体人民，包括企业家，农民，工人，老师等等的生产积极性，所以使经济可以高速发展。

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所以就有后发优势，赶超的优势很大，当取消桎梏之后就可以高速发展。

第三，我认为港澳，台湾，海外华人，包括企业家，投资者，经管人员，科技人员改革开放的时候回来投身大陆，提供这些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因素。

那中国人民向来就是勤奋耐劳的，而且很有企业精神，会做生意。因此在改革开放过后，这个作用就体现出来。而且华人也有未雨绸缪，福及子孙的理想，因此储蓄率很高，赚的钱不会立刻花掉，这就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投资力，对长期发展有利。

这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大致上是成功的，例如08年经济危机，08年底，09年初经济总需求减少，南方很多工厂关门的时候，中央推出四万亿的财政，虽然造成大量浪费，但是对总体经济的维持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不过这几十年虽然是高速发展，但是也有很多问题。第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环境品质快速变坏，这几个月来北京和其他各地区的雾霾，我把它叫成“污霾”，前天我们到北京的时候，北京雾霾很厉害，昨天好了一些。

第二，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平均。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提出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已经预测到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会变得不平均，因此他强调要避免两极分化。

第三，收入分配不平均如果是因为有些人会赚钱，有些人不会，那没有这么厉害。而中国的情形，昨天王建国也讲了，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权力的滥用和权力金钱的勾结造成财富的分配不均，这个人民更加不能够接受。

第四，我认为现在中国高道德水平很有问题，不过我不认为这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而是在文革和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因为文革的时候要求人们达到最高的道德水平，大公无私，这是绝大多数人不能做到的。那人们在被要求达到这个最高水平的时候，不能做到，那就只好弄虚作假，假装大公无私，破衣服穿外面，好衣服穿里面之类的。真诚是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候能做到的基本道德水平，但是把这个基本道德弄坏了，像一座高楼，地基弄坏了，迟早就要塌下来。加上独生子女政策，小皇帝，没有跟兄弟姐妹相处的训练，所以也没有什么照顾观念。道德水平的低下加上一些其他原因，就出现了例如食品安全问题等等。

第五，虽然我们改革开放讲说我们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了，但是以前中央计划的习惯太过分依赖行政管理，不需要用行政管理可以用市场方法处理的没有用。例如北京奥运的时候，为了减少车辆，限单双号行驶，汽车用抽签而不是用拍卖的方式，这都是违反市场规律的。

说了中国经济为什么会高速发展，和中国的未来，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因为那些使中国以前高速发展的因素，大致上还存在，不过在没有发生突变事件来影响高速发展的条件之下，还是高速发展，但是不会像以前是9%，应该会慢慢减少到7%，然后到5%左右。

我们现在人均水平很低，赶超空间很大，这个空间虽然会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减少，但是还没有完全不见。

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政府这一两年的估计，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排名在90以下，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不到新加坡的六分之一，如果根据购买力调整之后，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大于美国的。我们假定今后十年每年增速是7%，之后减到5%，再之后十年减到4%，这个比起昨天林毅夫教授所讲的要低相当多。即使以这个比较低的速度增长，十年之后，我们的人均GDP就会比现在翻一番，达到大约11000或者12000美元左右，这是接近高水平的定义。再过十年就增加63%左右，达到今年价格的18000美元。再隔九年，到2042年就会增加42%，达到25000美元。是现在美国水平的一半以上，这已经非常高的了，12000已经是高收入了。而总的GDP，尤其是以购买力评价，就会超过美国的水平。为什么说2042年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100岁，我跟我福特班的学生定了2009年聚会，09年聚会的时候我们又定了2042年再聚会一次，到时我要表演一次性做100个俯卧撑，为了这个表演我每天都做俯卧撑，今天早上做了83次。

可能不少听众听了这个观点认为黄有光太乐观了，太天真了，还有网友说我太弱智了，对于这个批评我客气的回复说，见仁见智，这个意思就是说弱智者见弱智。

如果认为刚才讲的高速发展达到高度是一定会实现的，我认为是太乐观的。不过我认为多数会实现，我指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有些人担心投资消费或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近年来有一些减少，我不担心这个。因为我认为这只是短期影响总需求，当总需求大量减少的时候需要保障，但是长期影响经济发展的不是这三架马车，而是刚才我讲的其他因素。也有人担心说，我们以前靠出口，靠低工资来增加出口，现在我们工资已经在大量提升了，因此我们国际竞争力已经减少了，我也不担心这个，我认为工资大量提升是非常好的事情，只要我们其他条件能提升，生产力可以提升，在低工资方面没有竞争力，我们可以转去其他方面，所以我不担心这些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否继续更深入的经济改革和与之配套的制度改革。包括从邓小平到温家宝都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使舆论力量得以加强，使当前分配不平均，权力被滥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不然不但达不到刚才我们讲的高度，连维持现状都有问题。所以在相当程度上，我是相当部分同意大家所讲的。

另外要继续加大科技与教育投资，进行必要的教育制度改革，使中国在科技上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抵消赶超空间的缩小。这个跟昨天一位教授讲的一样，当然这个PPT是没有听到他讲之前就做好的。

GDP上的高增长是不够的，我是研究快乐的，我认为福祉是什么？福祉就是快乐。根据快乐的研究，在温饱小康之后，人均收入的增加对快乐并没有重要的提升，而更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进行足够的环保，那不但不能够增加真正的快乐，甚至会危害我们子孙生存空间。

因此我提出以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来取代GDP，成为新的国家成功的指标，环保快乐的国家指数英文叫做ERHNI，翻译成中文叫做“娥妮”，也是漂亮女孩子的意思。用这个指数来替代GDP的指标，我一部分根据快乐学者提出的平均快乐×生命年数，不是说今天很快乐明天就死了，也不行。平均快乐他用的是“毛”快乐，我取代以“净”快乐，另外扣除人的环保危害，如果你这个快乐是以环保为代价，也不行，因此要考虑进去。

根据这个指数我做了一个大致的估计，最高的是丹麦，哥斯达黎加，在亚太地区最高是新西兰，马来西亚。用这个取代GDP，有利于促进环保，增加人民快乐，促进和谐，使我们可以继续高速发展。快乐比GDP更加重要，因为快乐才是最终的目的。大家可以读我发表的文章，包括《宇宙是怎样来的？》，网上可以看到。包括《快乐之道》会在七八月出版。还有一些其他学者的论证也是一致。

除了环保，我们要实现从GDP到快乐的转型，还要是改善收入分配、自由、民主、道德等等问题。由于时间原因，我只讲一点，我认为中国是可以在这方面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就是刺激大脑里面的“享乐中心”。超过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有人发现了，学者在对老鼠大脑做实验的时候发现刺激某些部分会让他们很兴奋，它们会高兴到你给它吃东西也不吃了，这个跟毒品不同，所谓毒品当时会很快乐，但是会影响你的健康，使得你将来长期快乐会减少，这是毒品。刺激大脑中心没有对健康有不利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消费所有东西都有边际相应递减，肚子饿的时候吃第一碗会很好吃，第二碗就还可以，第三碗就吃不下了，这就是边际效应下降，这是我们天生进化而来的，帮助我们不要吃的太多，而我们几百万年，几千万年长期的进化过程中，没有人懂得刺激大脑，所以这个刺激大脑获得的快乐还没有出现边际效应递减。能大量增加我们快乐的东西为什么没有充分发明？对这个问题我也在《宇宙是怎样来的？》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

希望中国能做出比四大发明更对人类重要的发明，因为西方人法律限制太大，所以很难进行，所以我希望中国人能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如果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刺激大脑的发明，那就可以解决问题，希望到2042年一百岁的时候我们再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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